[56] 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166页。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我们当下的任务，就是要继承中华古老法系中的这一优良传统，结合现当代的道德建设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法系。
既然已经有了对立之存在，为什么还要有意识地设置对立面呢？因为在司法中最糟糕的局面是法官不依法办案，此时法官与诉讼者处于恶的对立中，且由于法官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会有一边倒的倾向，这种恶的对立就难以消解。人若奸顽，则虽三尺当前，犹能诡辩。在政治权利方面，我们则更须警惕，力戒权利天赋的唯心主义臆说，坚持权利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界定，还政治权利以本来面目。由荀子的性恶论而有对人们物质利益的客观认识，它发自人性需要，却又易于演变为人们之间的恶性对立，因而要有礼、法之设来予以矫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的兴起，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利日益加增，同时它们寻求政治上的权利以保证其经济权利。
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辩证法的运用在中国早已有之，就现存的典籍看，老子的《道德经》对辩证法有较为集中的阐释和运用。被侵害人却没有自身的对立统一，自己的利益被侵犯。
[46] 见观察者网2020.01.07的文章：《基辛格：希望贸易谈判将开启一场政治层面的对话》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这两类权利的划分是近现代才出现的，经济权利或物质权利不难理解，即通常说的物权，包含动产和不动产，由此又衍生出所有权、占有权。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我们当下的任务，就是要继承中华古老法系中的这一优良传统，结合现当代的道德建设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法系。
既然已经有了对立之存在，为什么还要有意识地设置对立面呢？因为在司法中最糟糕的局面是法官不依法办案，此时法官与诉讼者处于恶的对立中，且由于法官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会有一边倒的倾向，这种恶的对立就难以消解。人若奸顽，则虽三尺当前，犹能诡辩。
在政治权利方面，我们则更须警惕，力戒权利天赋的唯心主义臆说，坚持权利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界定，还政治权利以本来面目。由荀子的性恶论而有对人们物质利益的客观认识，它发自人性需要，却又易于演变为人们之间的恶性对立，因而要有礼、法之设来予以矫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的兴起，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利日益加增，同时它们寻求政治上的权利以保证其经济权利。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
辩证法的运用在中国早已有之，就现存的典籍看，老子的《道德经》对辩证法有较为集中的阐释和运用。他们之间会有矛盾，甚至会产生恶的对立，这将是法律的用武之地。经济权利在法律中的本位，在西方有长久的传统，近现代西方法学家又作了多方面深入的论证，并在法律中不断加以完善。……生死系其只字，枉直视其片词。
三 中华法系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重建中华法系，既要继承古代中华法系的精萃，又要参酌国外（主要是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同时要体现时代特征，立足于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之探索在儒学一尊下陷入停顿，这自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即使在先秦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人们对道的探索仍然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的法律以权利为本位，只是说明权利的重要性，只是在权利遭遇恶的对立时保护好权利。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对人类历史有着更深刻更客观的理论阐释，并用之于中国道路的实践中。
一则现在的法律虽然以权利为重，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权利经常被玩忽。这样既维护了钉子户的个人权利，又保护了公众和国家的利益，既保证了人们权利的实现，又彰显了社会的道德关怀。一则用不着人来鼓吹，二则也不是道德上的教训所能根本拔除的。我们说法律要以道为根本遵循，也就是说法律要以道德和权利为根本遵循，因为道德和权利是道的具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与社会主义似乎还相安无事，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及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在资本主义的一片唱衰声中轰然倒塌，重新实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声称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律师制度中，对立统一法则运用得很好，它没有否定对立的存在，也非仅用强制的力量压制这种对立，而是让对立双方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各自坚持其利益诉求，并在反复的诘难中使事物还原其客观，再由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判决，使恶的对立得以解决，事物自身的对立统一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15] 这在美国人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亨金为此说：美国的人权观不仅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专制统治者的侵犯，而且保护其不受人民和他们合法选举的代表的侵犯，即使他们的行为出于善良的愿望和为了公共的利益也不允许。道，实质上是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我们说儒家在对道的探索中从人性深处来体认道，这具有本体论意义。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既是对过去的一种弥补，又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反对的人认为，正是因为对权利的压抑，才使中国的物质文明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让中华民族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楚。
当我们说一个国家的衰落或政治的腐败时，除了外族入侵，在绝大部分意义上就是指政治权力的腐败，失去了它平衡的作用。只是到了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则一路高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就经济而言，就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举、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最重要的触媒是商品交换的出现，由商品交换所引发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被司马迁形象地描绘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加之西方国家强调个人权利，忽略社会道德，发生恶的对立的机率大增。让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得到正当的实现，这是人性的普遍要求，也是人性的外在实现。[14] 美国政治学者路易斯.亨金这样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政治）权利既不是社会赠予也不是政府赠予的，它们是天赋的和固有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看《唐律疏议》的经典表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几年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提法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旋转。
因此，在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中，特别推重家庭道德。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是饱暖思淫欲，现代可以理解为权利多了，可能使人骄奢淫逸。[29]还是奔着以期于无刑去的，在上述这段引文的后面还有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
后者如古今皆有的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的利益赴汤蹈火、舍生忘死、见义勇为、精忠报国等。如果要求更苛刻一点，用今天的话说，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论，未能洞见性善性恶的社会历史原因，未免让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穿透力和社会实践性打了折扣。但在拆迁过程中，不时有个别的拆迁户，提出高得离谱的拆迁补偿要求，达不到要求，就不搬迁，成为俗称的钉子户。无讼以求或许只是理想，讼狱不断才是事实，尽管在理想和现实间隔有巨大的鸿沟，但诉讼表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恶的对立，毕竟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
当权利和道德遭到危害时，就需要法律为之保驾护航。但是，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最基础的、不可再分的单位，而道德行为又是以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更重要的在于，道德是深植于每个人的人性中的，因此我们要先从个人的角度来谈道德。
[33]用现在话说就是：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尊重道德，保护道德，使人类共沐温煦，让环球同此凉热，这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重建中华法系，不是要与西方法系作意气之争，而是因为传统中华法系中有注重道德的精华，同时借鉴西方法系中以权利为本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个返本开新的中华法系，使道德与权利均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一句话，道德与权利，各自安顿于合适且能不断增长的范围内。法学的昌盛，法治精神的发达，都是以争讼为基础的。